《前線生存戰略：紀錄片創作人的求生指南》CCDF-16 講座摘要
本場座談由導演江松長主持，邀請四位具備深厚國際經驗的紀錄片導演與製片人— 馮都、Gary Kam、黃惠偵、Laura Nix —從美國、亞洲與臺灣的多重視角，共同解析當前全球紀錄片產業劇烈變動的現況。近十年來，公共資金萎縮、串流平台策略調整、政治敏感性升高、觀眾觀影習慣碎片化等因素，使紀錄片的創作、資金、發行與生存模式，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四位講者分享自身面對危機的調整、失敗與突破，也討論下一階段紀錄片可能的方向與策略。
美國觀點：紀錄片生態的結構性轉變
本場講座由導演 Laura Nix 從美國的角度開場。擁有超過三十年創作經驗的她，回顧了美國紀錄片生態在近年所經歷的重大結構性變化，並指出這些變化已深刻影響創作者能否持續拍攝具公共性與批判性的作品：
- 公共資金與公共媒體的崩解
Laura Nix 指出，美國過去曾擁有相對健全的公共資金與公共媒體體系，例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公共電視系統（PBS），長期支持具有公共價值、政治敏感性或社會批判性的紀錄片。
然而近年隨著政治環境轉向，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電視預算與藝術補助，甚至出現已通過的補助案遭到撤銷的情況。這使得許多創作者多年累積的製作投入，在短時間內化為烏有。
她強調，這不只是經費問題，而是代表美國長期以來承載「政治議題」、「社會正義」與公共討論的制度性平台，正在快速瓦解。對許多創作者而言，如今在美國幾乎已難以找到能公開放映政治內容紀錄片的空間。
- 串流平台的商業化與企業級審查
談及當前主流發行管道，Laura Nix 將焦點放在大型串流平台，如 Netflix、Hulu、Disney 與 National Geographic。她指出，這些平台雖然成為當代紀錄片最重要的資金與發行來源，但其內容策略高度商業導向。
平台偏好風險較低、回報明確的題材，例如：
- 真實犯罪類型
- 名人相關故事
- 運動題材
- 飲食與生活風格內容（往往需搭配知名人物）
相對之下，涉及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則常被視為「高風險內容」。平台為避免引發政府反彈、影響企業利益，往往選擇主動避開這類作品，導致企業層級的自我審查日益嚴重。
Laura 指出，這樣的結構性轉變，使得即便紀錄片整體產量持續增加，真正具批判性與公共討論價值的作品，反而愈來愈難以進入主流視野。在 Laura Nix 看來，美國紀錄片當前面臨的危機，並非單一產業低潮，而是來自公共制度、媒體結構與企業邏輯的全面轉變。這些轉變不僅重塑了資金與發行模式，也重新界定了「什麼樣的紀錄片能被製作與被看見」。
韓國與亞洲紀錄片的現實處境
來自韓國的製作人 Gary Kam 從韓國及亞洲整體現況切入，指出當前亞洲紀錄片創作者正面臨普遍而結構性的困境，但各國的挑戰樣貌仍存在差異。
- 補助削減後的艱難過渡期
Gary 形容當前局勢「in one word, a difficult situation」。他指出，前任韓國政府大幅削減紀錄片補助，幾乎砍掉多數公共資金來源。雖然新政府已承諾將於明年恢復部分資金，但在實際層面上，整體製作環境仍然十分嚴峻。
雖然韓國娛樂（K-pop、劇集）在國際上亮眼，但他特別指出：「不要誤會，獨立紀錄片在韓國並沒有因此變得容易。」他直言，獨立紀錄片創作者仍必須不斷尋找零散的小額資金，才能讓製作得以持續。
- 韓國創作者的錯誤的安全感
Gary 進一步指出，相較於部分亞洲國家，韓國確實仍保有相對穩定的政府補助制度，但這樣的相對優勢，反而可能帶來一種「錯誤的安全感」。
他觀察到，一些創作者因制度相對穩定，而逐漸降低對作品在批判性與創造性上的自我要求，忽略紀錄片本應持續回應社會現實的責任。
他將這種現象視為一種正在流失的創作吸引力（attraction），即使在整體文化輸出成功的背景下，紀錄片的內在活力卻可能被削弱。
- 多元募資與生存策略
在資源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Gary 分享了幾種他與團隊實際採取的替代策略，強調創作者不應只依賴單一、傳統的製作模式，而應根據不同作品屬性，靈活調整資金與發行路徑。
他舉例說明：
- 群眾募資：在一個政治敏感、無法取得任何補助的專案中，團隊透過群眾募資，在 兩週內募集約 260 萬（2.6 million）資金，得以完成製作。
- 短片版本策略：在長片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先與《The Guardian》合作，製作約 25 分鐘的短片版本，藉此維持製作節奏與資金流動。
- 跨界合作：與大學、美術館及學術機構合作，製作可於校園或文化場域流通的版本，同時保留素材所有權，為未來長片發展保留空間。
他強調，面對結構性資源縮減，製作人往往需要同時推進多個專案、採取不同路徑，才能確保至少「完成一部作品」。
Gary Kam 的分享並非提供單一解方，而是指出一個殘酷卻現實的事實：在當前亞洲與全球紀錄片生態中，「生存」本身已成為創作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說，創作者未必能掌控產業結構，但仍可以在有限空間中，持續行走、持續創作，為作品爭取被完成、被看見的可能。
台灣觀點：制度優勢下的結構性問題
身兼導演及製作人的黃惠偵從台灣的角度切入指出，相較於亞洲多數國家，台灣確實擁有相對穩定且制度化的政府補助環境。然而，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資源」，而在於資源如何被分配、以及是否被有效使用。
- 資源分配，補助是否給到對的對象
黃惠偵指出，文化部每年持續投入相當預算於紀錄片製作補助，理論上應能支持多元且具創造力的作品發展。但在實務上，她觀察到，部分補助資源長期由特定傳播公司或製作單位取得。
她特別提到，有些作品在完成並完成核銷流程後，並未獲得妥善的發行與後續推廣，使得公共資源的效益無法真正擴散至觀眾端。她期待，這些補助能更有效地支持創新、高品質、具創造力的紀錄片，而不只是完成行政程序。
- 地緣政治帶來的可見度，仍需主動承接
談及國際層面，黃惠偵指出，近兩年因地緣政治因素，歐洲與多個國際影展開始更關注台灣，為台灣紀錄片帶來前所未有的能見度與曝光機會。
然而，她也提醒，這樣的關注並不會自動轉化為長期成果。台灣創作者仍需要主動跨出國際，建立持續的交流與合作關係，才能真正將短期的地緣政治關注，轉化為長期的產業位置。
- 產業分工缺乏，製片人才的結構性缺口
在產業結構層面，黃惠偵指出台灣紀錄片領域長期存在製片人稀少的問題。多數創作者傾向成為導演，而較少人願意投入製片工作，導致產業中缺乏穩定、專業的製片角色。
她分享，正因為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的製片人，她才開始親自承擔製片的工作。這並非理想狀態，而是一種因應結構性缺口的現實選擇，也反映出台灣紀錄片產業在分工與專業化上仍有待補強。
在黃惠偵看來，台灣紀錄片產業的關鍵挑戰，並非資源匱乏，而是制度如何被使用、以及人才結構是否健全。她的觀察指出，唯有讓資源真正支持創新、讓產業分工更為成熟，台灣紀錄片才能在當前國際關注的窗口期中，建立長期且穩固的位置。
市場轉變下的導演重新定位
近年持續活躍於國際影展的導演馮都，從自身創作經驗出發，分享她如何在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中，重新調整導演的角色與工作方式。
- 獨立紀錄片模式的轉變
馮都指出，獨立紀錄片的產業模式正經歷明顯轉變。
過去的路徑相對清晰：
完成影片 → 於重要影展首映 → 巡迴各大影展 → 由發行商購入版權並進行發行。
但在當前環境中，即使作品入選大型影展，也不再保證能順利售出。她舉例說明，過往只要入選日舞影展，便有機會被 Netflix 等平台購入；然而在今年的 日舞影展後，幾乎沒有作品成功售出版權。
她進一步指出，產業現實正在將更多行銷與發行責任轉嫁給導演本人。即便拍片本身已高度消耗心力，仍有發行公司期待導演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自行推動行銷，甚至要求導演將約一半的時間與預算用於宣傳與發行。她認為這並非理想的創作狀態，但已成為當前無法忽視的現實。
- 導演必須建立個人支持者網絡
面對不穩定的市場條件，馮都開始嘗試改變資金結構的思維。她不再期待每一部作品都重新尋找資金，而是希望透過每一個作品，逐步累積願意長期支持她創作的私人資助者。
在她看來，這種以創作者為核心、而非以單一專案為單位的支持關係，能在不確定的產業環境中，提供更持續的創作空間。
- 拒絕盲目追逐市場，回到創作初心
談及市場取向，馮都也呼應前述講者的觀察指出，當前美國平台不僅對政治題材紀錄片態度保留，對於以中國為主題的紀錄片亦顯示出明顯的冷淡。
在此背景下，她選擇不再盲目追逐市場趨勢，而是重新回到創作的初衷。她坦言，世界變化過於快速，創作者不可能永遠追趕市場的腳步。對她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當下說出自己認為必須被說出的話。
她如此描述自己的選擇：
「世界變太快，我不可能永遠追著市場跑。我的下一部片可能是我做過最政治性的作品。我要在這個時刻把我覺得必須說的話說出來，因為那才是真正忠於我自己的做法。我當然希望資金會跟著來，但就算沒有，我還是會繼續做。」
在馮都的分享中，導演不再只是創作的執行者，而必須在市場變動中不斷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她的選擇並非提供一條保證成功的路徑，而是一種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中，仍試圖維持創作誠實與長期關係的實務回應。
紀錄片發行的危機
發行斷裂下的新現實：從「拍完」到「被看見」
Laura Nix 指出，當前紀錄片創作所面臨的關鍵困境，已不再只是「能不能把片子拍出來」，而是影片完成之後，是否還有任何有效的去向。隨著傳統發行管道與公共平台的萎縮，許多作品在完成後，既沒有買家，也缺乏回收與流通的可能。
這樣的現實，直接衝擊了原本支撐獨立紀錄片的重要資金來源。大量仰賴私人捐款或投資人資金製作的作品，在無法回收的情況下，使獨立基金與私人投資人全面縮手，進一步壓縮創作者的生存空間。
自我發行的真相：不是上架，而是行銷與觀眾經營
她也提到，近年確實出現一些新興的獨立紀錄片平台，例如 Jolt 或 Kinema。創作者可以將作品放上平台，但平台本身並不負責「讓觀眾找到影片」。
因此，當產業開始談論「自我發行」時，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
創作者是否有能力為自己的影片行銷、是否知道如何找到並累積屬於自己的觀眾，以及如何在影片完成時，把消息有效地傳遞給那群人。
Laura 指出，這是一套完全不同於傳統紀錄片製作的思考方式，也是多數紀錄片工作者並不熟悉的領域。這種模式相對更適合具有社會倡議屬性的作品——它們本身具有清楚的議題、影響力推廣與行動呼籲；但對於較偏電影語言、藝術性較高的作品而言，實際成效往往有限。
她進一步指出，目前多數補助與資助機構，仍只願意支持「到影片交付為止」的製作階段，並不允許將行銷與發行列入預算，甚至連參與影展的旅費都不被接受。然而，真正的「第二階段工作」——也就是影片完成後所有讓作品被看見的推廣行動——卻正是創作者最需要資源的時刻。她認為，這顯示出資助端的思維仍停留在過去，而現實早已改變。
在這樣的環境下，Laura 提到，近年開始有人聘請 PMD（Producer of Marketing & Distribution，行銷與發行製片）這樣的角色。這類專業不一定熟悉影片製作本身，但清楚如何規劃推廣策略、發想不同路徑，將作品送到觀眾面前。
她也指出，這個角色正逐漸被討論為一個應該獨立存在的專業職位。若能找到真正理解發行與觀眾經營的人，對作品而言極具價值；但若無法負擔，這些責任最終仍會回到獨立創作者自己身上。
問題已不只是資金，而是結構與思維
Laura Nix 認為，若不正視發行結構、觀眾經營與制度設計的轉變，當前產業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已不再只是「錢從哪裡來」，而是整個生態是否已準備好面對「拍完之後」的現實。
這些問題，正是她與許多創作者持續討論、試圖釐清的核心所在。
新工具的現實：AI、短影音與創作倫理
在談及 AI、短影音平台與新工具時，講者們並未將其視為單一解方，而是從實務與倫理層面提出不同提醒。
Laura Nix 指出，AI 已經成為創作現實的一部分，無法被忽視。在她近期的作品中，曾使用 AI 進行變聲處理，以保護受訪者的身分安全，同時也透過生成影像輔助敘事。然而她強調，正因為技術發展速度極快，創作者更應該比市場更早思考倫理問題，而非事後補救。
她也分享了自己在發行策略上的新嘗試：首次將長片中的訪談內容拆分為多段短影片，並上傳至 YouTube 平台，藉此讓更多觀眾在不同入口接觸到作品內容。
Gary Kam 則提醒，對 AI 的使用不能只看到效率與便利，而忽略其背後的真實成本。他指出，AI 技術的運作消耗大量能源與水資源，創作者在選擇使用時，仍需保持批判與自覺，而非盲目追逐技術趨勢。
對此，江松長補充指出，媒介本身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創作者可以持續熱愛並堅持長片形式，但同時也不必封閉自己，拒絕理解與嘗試新的表現方式。
什麼是成功？
在講座尾聲，主持人拋出一個看似簡單、卻難以回答的問題：「在這個時代，什麼叫成功？」四位講者從各自的位置，給出了不同層次的回應。
Gary Kam：在不確定中持續前行
Gary Kam 回顧自身經驗指出，即便曾與優秀導演合作、獲得國際肯定，這些成就都無法成為未來的保證，因此必須學會放下過往的成功框架。他形容當前的創作處境艱難而混濁，創作者往往需要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摸索前進。
對他而言，關鍵並非找到一條「正確的路」，而是不要停下來。創作者必須同時尋找小額資金、擴展人際網絡，並讓作品跨足藝術、新聞、教育等不同形式，在傳統市場之外尋找生存空間。他也指出，全球每年完成的紀錄片數量極為龐大，能被影展選中的作品僅是極少數，因此不存在單一可複製的成功路徑。
黃惠偵：成功也包括改變制度
黃惠偵則從產業層面回應這個問題。她認為，成功不僅是完成作品本身，也包括為創作者改善制度與環境。她分享，多年來持續與文化部溝通、遊說後，今年開始新增紀錄片開發補助，正是一個制度逐步鬆動的例子。
她也期待，未來補助的核銷與行政流程能持續調整，朝向對創作者更友善的方向發展。對她而言，制度的改變本身，就是一種長期而必要的成功。
Laura Nix：創作自由與彼此支持
Laura Nix 的回答聚焦於創作本身的基本條件。她認為，成功意味著能夠自由地談論真正關心的議題，而不必擔心被審查或遭受報復。同時，她也強調建立健康的產業環境與創作者之間的互相支持，對於長期創作而言至關重要。
在她看來，成功不是孤立的個人成就，而是能否在一個彼此支撐的生態中持續工作。
馮都：為後來的人鋪路
最後，馮都分享了一個來自自身經驗的觀點。她轉述 Gary 曾對她說過的一句話，作為對「成功」的另一種理解：即使無法以傳統意義上的成功來衡量，只要能為後來的創作者鋪路，讓環境變得稍微容易一些，那本身也是一種成功。
結語
本場講座呈現了全球紀錄片產業正處於高度動盪與結構性轉型的關鍵時刻。從公共資金與公共媒體體系的崩解、商業平台的集中化與風險規避，到傳統發行管道的斷裂與行銷責任逐漸回到創作者自身，整個產業的運作邏輯正被重新定義。
同時，國際政治與地緣情勢正深刻影響題材的可見度與市場走向，而新媒體形式與 AI 技術的出現，也正在改變觀眾如何接觸與理解紀錄片作品。
然而，在這樣的結構性危機之中，四位講者所展現的並非悲觀，而是一種持續調整、彼此支援的實務態度。他們分享的不是單一解方，而是在不確定環境中，如何保持彈性、持續創作、並為下一代創作者拓展可能性的經驗。
這場講座最終指向的，並非對「成功模式」的確認，而是對未來如何共同前行的提問。
